母亲说，鸡叫头遍时她就醒了，不是被生产队的钟声叫醒的，是麦香。那香味从窗缝钻进来，钻进梦里，把人轻轻托起。她躺在炕上，闻着那股熟透的麦香，心里既踏实又慌张。因为“田黄一夜”，麦子不等人，说炸壳就炸在地里了。

那时候，我还是个孩子，“上行”粮是跟着母亲去晒场才知道的新词。

记得每年夏收，整个村子都像上紧了发条。天刚麻麻亮，生产队的钟声就“当当当”响起来，急促得像催征的战鼓。男男女女抓起镰刀往外赶，田野里金黄的麦浪在晨光中起伏，镰刀割过麦秆的沙沙声此起彼伏。母亲弯着腰，左手揽住一把麦子，右手挥镰，动作干净利落。汗水顺着脸颊往下淌，滴在干裂的土地上，瞬间就没了踪影。

割下的麦子要打成捆，三五个一堆立在地里等人来拉。那时候没有拖拉机，只有人力车。男人们弓着腰拉车，女人们在后面推，一趟趟把麦捆运到晒场，垛成高高的麦垛——那麦垛，是一座金色的山。

接下来要等风和日丽的天气赶紧打场。先拆开麦垛，解开麦捆平铺在场上晒。太阳像烘干机，一遍遍烤着麦穗。母亲和其他社员一样，戴着草帽、拿着木叉在麦秸间穿梭，翻了一遍又一遍。她的影子被太阳拉长又缩短，缩短又拉长，汗水湿透了衣衫，又在风里吹干。麦秸晒透后，就套上骡马拉石磙，石磙吱呀呀转着圈，把麦粒从壳里碾出来。这时候全村人都紧张地盯着天空，生怕来一片云、下一场雨。老人说“龙口夺食”，那麦子，是从老天爷嘴里抢回来的。

麦粒碾下来后，用木叉挑走秸秆，把麦粒扫成堆，然后等风来。风是有灵性的，不来时急也没用，来了就欢跳着穿过晒场。男人们赶紧扬起木锨，麦粒哗啦啦飞上天，沉甸甸的垂直落下，轻飘飘的麦壳随风飘远。女人们则拿着扫帚，轻快地掠过落下的麦粒堆，把干瘪瘦小的掠到一边。垂落在地上、渐渐堆成小山的饱满金黄的沉实麦粒，就是“上行”；被掠到一边的干瘪瘦小的，叫“下行”。

扬场结束后先装“上行”粮。队长按村里人口算够交给国家的公粮，剩下的才和“下行”粮掺在一起，按工分分给各家各户。

1978年之后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逐步推开，农村分田到户了，农机装备也越来越先进，收割机开进麦田，产量一天能顶过去十天。石磙没了，木锨没了，扬场成了记忆。但交公粮时，母亲还是要用筛子再过一遍，把干瘪瘦小的筛出去。我说：“妈，机器收得干净，不用筛了。”母亲摇摇头：“那也得看看，交给国家的，得是上好的。”我们家七口人，记得当时每年要交公粮二百多斤。那一户户人家，父亲拉着架子车，母子在后面推，有的村民甚至拉着走上十几里土路去公社粮站，高高兴兴交公粮的一幕幕，仍深深印在我的脑海里。

再后来到2006年，农业税取消了，公粮也不用交了。母亲有时还会说起“上行”粮，说那时候交公粮的积极和热闹。农民心里有杆秤：再穷也不能亏了国家，再苦也要把最好的留出来。那不是口号，是日子本身。母亲常说，即使在自然灾害、生活最困难的时期，村民们宁愿自己吃国家供应的救济粮，像红薯片、糠麸等粗糙的粮食，也要把“上行”粮足额交给公家。大家都是一样的想法：不够吃也得先想着国家。咱是农民，农民不交粮，城里人吃啥？工人吃啥？国家吃啥？

岁月染白母亲的银发，银丝闪闪，她也越爱向儿孙们忆苦思甜。母亲说，从过去到现在，她从没听到村民们对交公粮有一句怨言。人人都认为“上行”粮是爱国粮，交公粮是为国家做光荣的贡献。咱交上去的是麦子，可那是国家的底气。工厂机器要转，军队要保家卫国，国家建设要花钱，那些麦子会变成钢铁、变成机器、变成大炮、变成高楼，才有国泰民安。种地、交粮、养活国家，这就是农民的使命。

如今，每当在超市里看到来自甘肃的“甘味”农产品，我就会想起母亲口中的“上行”粮。我心里清楚，这“甘味”最早的源头，正是母亲那一代人捧出的“上行”粮。这些“甘味”农产品，从祁连山雪水滋养的戈壁绿洲，从黄土高原的旱作梯田，走向全国、走向世界，每一份都凝结着陇原人民的匠心。而这份匠心，不正是当年把“上行”粮交给国家的赤诚之心吗？当“厚道甘肃・地道甘味”成为响亮的品牌，当越来越多的人品尝到陇原大地的美味时，他们尝到的，不正是当年那份“上行”粮的甘甜吗？

从母亲那一辈人的“上行”粮，到今天走向四海的“甘味”，这片土地上的人们，始终以最朴素的方式，怀揣赤子之心，把最好的东西奉献出去，这便是“甘味”的真谛。虽然“上行”粮已成为历史名词，但母亲那一辈人践行的“上行”二字，早已深深刻在我们心里：做事，要做上行的事；做人，要做上行的人；奉献，要把上行的自己，交付给这个时代。因为那上行的，才是最甘甜、最养人的。